不顾同学的好言相劝，不顾朋友的郑重警告，不顾老师的重重担忧，不顾亲人的日夜牵挂，华侨大学8名学生毅然踏上为期10天的“心系红丝带”志愿行之旅，成为福建高校第一批关注河南“艾滋村”的大学生。虽然如今已经过去一个多月，但是我们依旧清晰地记得这一路走来的曲折与艰辛，记得“艾滋村”的那些热情纯朴的村民，记得“艾滋村”的那些单纯懂事的孩子，以及发生在“艾滋村”的那些撞击心灵的故事……
缘起：报社的一份承诺
其实，最早只是想申请个暑期社会实践项目。因为去年5月份，报社的几个负责人在做宁夏海原教育的调研课题时，曾经对许下承诺：以后，我们报社每年都要组织一支暑期社会实践团队，以校园媒体记者的身份关注社会弱势群体。”而今年，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落在了我们几个2005级的学生身上。
当时，报社还没有人考虑暑期社会实践的事。于是我便打消了暑假到报社实习的念头，于今年3月下旬开始为优秀的项目选题绞尽脑汁。“小马，你还不如去关注你们河南的‘艾滋村’呢！”后来，其它高校的朋友漫不经心的玩笑让我眼前一亮。但是，他们说很多高校的学生提出过这个社会实践项目，最终都因为风险太大而被校方毙掉。我心想华大的思想相对比较宽松、开放，加上报社本身就是校团委的宣传机构，而艾滋病传播只有血液、性交、吸毒三种途径，和艾滋病人拥抱、吃饭，蚊虫叮咬都不会被感染，于是决定今年挑战一下这个选题。
孩子们在观看队员播放的电影
立项：重重困境中的突围
校团委李庭志老师觉得很不可思议，但是他说学校不会因为关注的是社会敏感话题而否决。于是，4月份，我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“艾滋村”的项目上：报社内组建团队、确定调研课题、查阅艾滋病资料、向当地大学生了解情况、通过公益组织开具接收证明、征求校团委副书记武玉洁、素质教育中心主任赵冰洁、社会学专家许金顶3位指导老师意见，反反复复修改立项申报书......
然而事情远不是想像中那么顺利。4月底申报书递交到校团委后，李庭志老师左右为难，一方面选题很有意义，突破了以往的暑期社会实践项目；另一方面选题风险太大，万一出现意外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李庭志说要把项目上报给领导再次审核。感到情况不妙，我和队友就多次找李庭志老师解释，并拉拢诸多社会媒体以壮大声势，又联系河南的公益组织开具全程陪同的证明，还通知团队所有成员务必在两天之内拿到家长的同意签字......
5月初，所有能做的我们都尽力做了，剩下的就只有听天由命，但无论怎样都不会放弃“艾滋村”的社会实践项目，实在不行就以个人名义前往‘艾滋村’，向企业寻求赞助或者分担这笔花费。深感庆幸的是，学校6月份批准了“艾滋村”的暑期社会实践项目，并给予了2500元的立项资助，这在获得立项的110支团队中，已经算是中上等水平了。
团队员送孩子们回家
募捐：烈日煎熬下的坚守
因为关注的是河南“艾滋村”，所以就必须强调活动的公益性，我们决定行前在泉州市区做大规模的募捐。那时学校期末考试刚刚开始，我们只好通过公益组织中国麦田计划和《海峡都市报》募捐，但缺少募捐现场，因此效果不是特别理想，募捐悄然中止。
原想做成大型的公益活动，但辛苦了半个多月后，直到7月23日，企业赞助依然毫无着落，而我的考试成绩也一塌糊涂，甚至还有一科补考。我们还不死心，决定将出发日期推迟到8月初，剩下的7队员分为两组，各用三天时间继续寻求企业赞助和联系社区准备募捐。最终，还是没有一家企业愿意赞助，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拖延，于7月26日在泉州市区的三远花园、云谷小区两个社区开始为期一周募捐。募捐点就设在两个社区的大门口，但因为媒体没有宣传报道，我们也只是悬挂条幅、张贴海报等坐在那里，很多市民都不知道募捐具体怎么回事，现场一直都很冷清。
尽管如此，我们每天还要早早起床，转坐公交车到两个募捐点。为了节约来往的交通费用，7个人不得不在募捐现场头顶着炎炎烈日坚持整整一天，中午只能随便买点东西填填肚子，而习惯性的午休也在烈日的灼烧下化为泡影，甚至有两个队员相继出现中暑症状。
到7月28日，又有两名队员先后回家，只剩下我们5个人苦苦坚持。但这时募捐开始有了转机，当天的《泉州晚报》也进行了报道，我们还走进社区发放了一些募捐倡议宣传单，并向社区的居民解释募捐的具体情况，社区居委会的负责人也发动居民响应募捐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两个募捐现场热闹了很多，不少市民纷纷前来捐钱捐物，一些孩子甚至捐出了心爱的读物、玩具。截止到31日，我们共收到2280多件衣服，书刊450本，练习册290本，玩具312件，现金3270元，还有10多条棉被、20多个书包等，幸好最后联系到泉州天宇物流公司免费托运，才算省下了这笔庞大的托运费用。
换地：“艾滋村”的第一场考验
8月5日晚上9：30，经过近30个小时马不停蹄地辗转奔波，我们终于赶到目的地确山县三里河乡刘庄。但刘庄村只有艾滋病人80多个，艾滋致孤儿童4个，而前段时间已有两支不同高校的社会实践团队前来支教，不久还会有另外一支高校团队过来。我当即做出决定:“我们到南泉村做支教、调研，不在刘庄！”南泉村是确山县惟一的省级“艾滋村”，艾滋病病情要比刘庄严重得多。但是遭到了队友王玉文的强烈反对，“我和王山这两天都住在村委会，村长和校长都挺照顾我们，村民也大都已经知道我们要来这支教。”双方争执不下，队友丁乾建议说明天先去了解下南泉村的情况再做决定。
第二天上午，我们早早地赶到了南泉村委会。村长告诉我们，南泉村是省级38个“艾滋村”之一，整个村有艾滋病人190人左右，其中艾滋致孤儿童近20个，可能是因为太严重的缘故，从来没有大学生来南泉村开展支教活动。在那里，我们见到了确山县惟一的“阳光家园”－河南省政府针对艾滋孤儿的救助站，还有专门为艾滋病人开设的村卫生所，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重点调研的地方，但是刘庄一个都没有。于是，我们决定将支教地点改在南泉村，由我向刘庄的村长和校长解释具体情况。至于支教的地点，南泉村村长说，我们可以选在村委会的会议室，但是那里没有住宿、吃饭的地方，我们只好到南泉小学看看具体情况。
路上，村民得知我们是外面来支教的大学生时，兴奋地说：“可有大学生来我们村支教了！早就听说周围的中店和刘庄经常有大学生来支教，我们巴不得大学生也到我们这给孩子上课，以前有人给校长反应过，但最后还是没有人愿意来。”我和队友相视一笑，但是很快南泉小学校长的一瓢凉水泼下：“你们之前与我没有任何联系，现在忽然说要来这支教，我没有办法立即答应你，得有上级部门或者组织的介绍。”校长也很为难，毕竟“艾滋村”在河南是个敏感性问题，受到很多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。
此时已经12点多，我们6个人早就饥肠辘辘了，我提议到附近的南泉餐馆先吃点东西，但是几个队友都极不赞成。队友夏伟到餐馆看了下说，餐馆里面的卫生条件很差。而村长之前曾告诉我们，南泉餐馆虽然是村里惟一的餐馆，但因为南泉村是最厉害的“艾滋村”，因此外面来的干部或者大学生从来不到那里吃饭，只有本村的人才会去那，据说那老板的父母都是艾滋病人。这更让队员心里放心不下，但僵持了10多分钟后，我们最后还是去了南泉餐馆，除了在这里吃，我们确实没有别的地方可去。
吃饭的时候，王山说中华红丝带负责人郭保刚已经把她送回刘庄，我发短信告诉她说：“我们已经决定把支教地点换在了南泉村，但是南泉小学校长说要有人证明我们的身份，你看看郭保刚能不能给校长打个电话？”但是王山说，郭保刚很生气，称马上就要返回驻马店，不愿意再介入我们的事，还说有可能南泉小学联系不好，刘庄也没有办法再接收我们。我后来给郭保刚发短信，希望他能等到我们回去再把事情讲清楚，但是他坚持说要赶时间回去。这时，队友吴温泉也从家中赶过来，八个人终于全部到达“艾滋村”。匆匆吃完饭，我们便火速赶到刘庄小学，郭保刚那时还没有走，但是即使让他给南泉小学校长打个电话，证明我们确实是福建华侨大学的学生，他都一直摇头说“没有办法”。
没有办法，我们只有靠自己努力争取政府的支持了。于是，我们将人员分成两组，我和吴温泉赶往三里河乡团委求助，而另外6个队友则把行李全部运到南泉小学。幸运的是，团委办公室的一位大姐在听了我们的情况后，直说“这是好事啊”，她并没有因为我们去的是省级“艾滋村”而有任何的刁难，这倒有些出乎我
